台灣另一面:二战爆發前台灣的妓女與妓院很出名
1945年10月15日，國民党70军（军长陈孔达）在美國第7舰队的声援下，由浙江宁波港出發，前往“规复”台灣。一個特别的环境使我随這支部队去了台灣。在台4個多月的履历，让我直接领會到國民党接收與统治台灣最初阶段的一些环境。固然事隔半個多世纪，那些深入的印象仍然记忆犹心。把它写出来，或许對察看與领會本日之台灣问题，會有些参考价值。“规复”之旅很紊乱
70军规复台灣，筹备事情显得仓皇而不周密，军容、军纪也差
那時的中國當局按照“開罗宣言”、“波茨坦通知布告”，规复被日寇强占50年的台灣，从各方面看（克复失地、连结國土完备、提高中國在承平洋的计谋职位地方等等），都是件汗青性大事。當時，日降不久，岛内幕势还至關繁杂。原日本占据军的气势一時还没有彻底解除。听说，原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曾扬言，要中國部队来台與日军较劲较劲，他还曾在幕后策動台灣自力的诡计。在如许的布景下，70军登岸台灣、实現规复台灣的豪举，理应是個重大、严厉因此严密计划的举措。國民党最高政府若何擘划，不得而知。但从所接触的一些环境看，筹备事情彷佛是仓皇而不周密的。當時，國民党部队正忙于从大后方赶赴各沦亡區举行“接管”，出格是从八路军、新四军手中抢占地皮。70军于1945年9月中進宁波城，报上原说是来“接管”的，10月上旬突然就说要去规复台灣。就在15日登舰前不久，才通知将在3天内開赴赴台。行前發了一套新戎服、军鞋外，并没有任何特此外带動、“训示”或“警告”，更谈不上有甚麼专門的练習與筹备事情。
15日在宁波港登舰與接着在基隆港登岸的组织事情和军纪、军容也低劣。這麼一個要與美军协同举行的重大举措，竟然事先没有在現场放置翻译职员（军长陈孔达天然配备有舌人，并且英、日文各一個，都是上校头衔、留美、留日的，不外那是另外一码事）。當天在宁波的甬埠船埠上，一片乱烘烘的气象。船埠一邊，是前来欢送的本地官员與市民；一邊是成百成千名官兵，排队挤上了船埠，站在那邊不知该若何顺次列登舰。站在船埠前沿的几個得意忘形的美國水兵批示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理睬，才高声喊道：“WhocanspeakEnglish？”（“有谁能讲英语？”）。笔者虽懂英语，但并未被放置當翻译，此時竟一時感動，挺身而出地答道：“Ican”（“我能讲”），就如许上前站到了美军军官身邊，权且充任了翻译，协助美军让“國军”登上了兵舰。全部登舰举措，从午間起头，延至下战书5時许竣事，约莫花了四五個小時。
十来艘“盟军”第7舰队运输舰與护航舰成一字纵列，劈波斩浪，横渡波澜澎湃、且战事甫告竣事的台灣海峡；那几米高的海浪不竭涌過船面；舰身上下摆布摇摆、不時波動不绝（台灣海峡素以风高浪大著称），那情形确是很是壮观。但是，70军在基隆登岸的环境却毫无壮观可言。相反，它比力紊乱。战后的基隆港原本就陈腐。那天船埠上有几節過期的火车箱横在一邊；一邊则是抢先恐后登陆的官兵标语声喊成一片，步队挤在一块儿，很紊乱。特别是辎重军队（记得并没有巨炮之类的大型兵器），互相争道，抢着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嚷漫骂、嘈杂紊乱。這些举措所组成的圖景，彻底不比是支练習有素、军容严整之師在作规复河山之旅。
70军當初是由國民党政府急遣至宁波地域會同处所杂牌军队，阻止那時已包抄宁波城的中國共產党浙东纵队（宁波人通称之為“三五支队”）解放宁波等地的。它不是國民党美式设备的精锐军队，没有配备甚麼先辈的兵器。就打扮而言，临行前發的一套草绿色军服是布质的，發的鞋，不是皮鞋，而是胶布鞋。那時的宁波报纸形容登舰的“國军”“打扮整洁”，实在如斯罢了。台灣同胞拿這支军队的设备與军容與日本兵相比力，想必會有见解。70军政治部刚進驻時缺少保镳武装，竟一度让一些刚从平凡中學出来、底子未经军事练習的“政治事情队”队员站岗巡查。他们扛的步枪上的刺刀有的锈迹斑斑。有位與军队相邻、與队员混得比力熟的台胞，曾指着刺刀说：“這枪上的刺刀怎样是生锈的啊！”
“國语活動”
台胞對“國语活動”相应之强烈热闹，出人意表，也動人至深
日本帝國主义對台灣长达半個世纪的统治，使故國這個宝岛上到处留下了日本的影响。达到台北時看到很多台胞穿戴木屐在行走。他们讲的除闽南话（李登辉所说的“台语”实在就是闽南话）外，就是日语。咱们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走在街上，與本地同胞说话隔膜，大怀孕在异域之感。上街购物，與人来往，都很贫苦。只有效书写，加之曩昔或新學来的一点“洋泾浜”日语，才能委曲应付。说话沟通问题，是那時大陆来人（所谓“外省人”）與台胞接触甚至全部“规复”事情中的一大停滞。
國民党當局起头接收台灣不久做了件大功德，就是踊跃推廣“國语（即平凡话）教诲活動”，也就是“國语進修活動”。台灣行政主座（當時不叫省长）陈仪在到台后不久颁發的“施政要点”中说，但愿台胞三四年内能说國语。听说，台灣省教诲处还為此报请國民党中心當局教诲部，派遣该部“國语履行委员會”委员魏立功、何容及做事王炬等来台协助。
“國语活動”的推動方法，一是在正规黉舍内施行國语教程。那時有的黉舍如上帝教教會创辦的台北“静修女校”（该校教士有好些是菲律宾裔），在日降后很快就遏制日文课程，延请来自豪陆的教员（一名是湖南籍的中年人）讲解國语课。该校还起头在音樂课顶用國语教唱歌曲。有的教员教唱的且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举行曲”、“结業歌”等。另外一方法，是由當局出資，举行大众性的業余進修，出格是夜校的情势，便利各界人士前来加入。這种進修根基上是免费的。别的，社會上也有人看准機會，出来创辦國、英语補習班。如台北就有個叫阿甘莱的菲律宾裔台灣人（那時台灣這种人很多，此中大都是女佣），央人出头具名，替他创辦了“阿甘莱國、英语補習黉舍”，校址借用了“静修女校”的课室。這种黉舍是收费的。
台胞對“國语活動”相应之强烈热闹，出人意表，也動人至深。且不说當局免费举行的，就连社會上收费的國语補習班，报名就读者也十分积极（举行此类黉舍者多数發了一笔小财）。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抢先恐后。由70军政治部借用本地中、小學课堂创辦的十余处“國语補習夜校”，到处爆满。學生中，年父老六七十岁，年青的十几岁；有家庭主妇、职業主妇、职工、商贩和平凡劳動者（如黄包车夫）等。開學那天，學生们争着翻看新书，前来熟悉教员，也有互相号召的，课室里氛围十分强烈热闹。而一旦開课，课堂里人很恬静。
那時利用的是雷同一年级小學生用的發蒙讲义。學生们不管老幼都學得很當真，务求把每一個字的语义，出格是语音搞清晰，有時的确是冲破沙锅问到底。一般補校、夜校，常常起头時學员浩繁，此后逐步有人對峙不下去，人数不竭削减。但“國语補習夜校”，始终不见减员，少少有半途停學的。那時有的报刊说，台灣老苍生“冒死學國语”，此话绝不為過。更可喜的是，一些教员经由過程讲授，與學生结下了交情，成為常常来往的朋侪，國语進修成為了修建交情的桥梁。國语在台灣的普及，从持久看，有赖于常常的黉舍教诲，但规复早期阿谁“國语進修活動”和由此動员起来的“國语热”，无疑功不成没。
平凡话在台灣的普及對促進台胞對故國的熟悉與理解、對促成两岸交换，甚至同一，具备不成低估的感化。但据报导，“民進党”個體带领人竟然宣傳甚麼讲“母语”，即指以闽南话替换平凡话，那就是诡计逆汗青潮水而行了。
宝岛台灣台灣那時的文化教诲的普及，醫療衛生的前提，比大陆為高
昔時一到台北，除碰到说话停滞外，凸起的感受是：台胞的待人接物與社會风俗，到处带有日本的烙印。同時，市區也留有战役的陈迹。听说，约有1／5的地域，包含原日本驻台总督府部門衡宇被盟军炸毁（但总督官邸仍根基完备）。台胞们的穿着比力旧些。商铺貨架上的商品比力匮乏。
不外，台灣仍然是個宝岛。从那時動荡不安的大陆来到這里，特别让人感触它的安定、标致而使人舒服。此地天气宜人，瓜果丰硕并且代价廉价，还可品味到热带、亚热带的杨桃、芒果、槟榔等等。蔗糖很丰硕，產量战前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古巴、爪哇、印度（70军政治部姑且驻地—泛爱病院旧址内，有院方留下的成大缸的白蔗糖，可随時取用）。
那時，避让盟军轰炸的市民已陆续返回，市道市情逐步热烈起来。不外當時台灣全省生齿不外600万，台北市生齿约30万。街上车辆未几，氛围清爽。市内很多街道宽阔整齐，两旁有棕榈树掩映，倘佯此間，赏心悦目。當時台北除原总督府显得略高外，并没有甚麼高层修建。室第可能是日式平屋，四旁常有草木环抱。有人说，那時的台北清幽而带有诗意，其实不為過。
给人印象特别深入的是台灣同胞的文化教诲程度。日本统治台灣有很利害的一手，就是推廣“國民教诲”，实即“皇民教诲”，也即奴化教诲。它麻醉台胞的思惟，但同時确也使他们有受文化教诲的機遇。台胞接管中小學教诲的很普及。那時的國民党官员公然说，台灣國民教诲的成长居天下之冠。从所接触的环境看，几近所有成年人都是识字的（當時固然起首是日文），主妇廣泛受過初等或中等教诲。经常可以看到小贩或黄包车夫在阅念书报。日本“帝國大學”台北分校（今“台灣大學”前身）范围弘大，自不待说。更使人感触不测的却是，州里里最佳的衡宇修建，常常不是富人的宅院，而是“國民小學”的校舍（大要因為這個原因，通常這种处所，碰到水患之类的灾难時，人们经常躲到校舍去出亡）。连音樂教诲也比力普及。懂五线谱的不少。很多家庭都有钢琴；家道差的也有风琴，能抚琴的天然很多。特别是女子（所碰到的有好些身段高挑，性格暖和），能抚琴、唱歌的更多。台北公园每周3、六，都有程度至關高的音樂吹奏。
文化教诲的普及，也使台胞们有讲礼貌、讲衛生的好習气。日语的“请”，是常常挂在台胞嘴上的。到他人家去拜候，敲門同時，总要用日语问“有人吗？”台胞有常常沐浴的習气。台北多温泉，大天然也给他们缔造了讲衛生的前提（那邊的一般澡堂，大要是日人影响的瓜葛，其举措措施有点分歧于大陆的风俗，凡是是進門处坐着個收费的，男女浴室经他身邊别离入内，但進去后大众女浴室門口只挂個布帘，與男浴室之間并没有甚麼严酷的断绝）。同時，台灣的醫療機构也比力發财。一类是官立病院，一类是私立病院。官立病院那時全省共12所，此中原台北“帝大”醫學院的从属病院范围最大，装备最佳。据统计，台灣均匀每2398人中就有一位大夫，這在那時的中國各省中，大要是比例最高的。
不外，在台北诗情画意的暗地里也另有另外一面：這里有很多色情场合。听说，就在战前，台灣的倡寮、妓女是“出名”的。据台胞说，霍乱、鼠疫、乃至疟疾在台灣几已绝迹，但还未曾据说性病這类龌龊的沾染病已从這块地皮上消散。总之，那時台灣的色情業虽不如本日台灣之泛滥，但台北那些阴晦场合就已是一些赃官贪吏、糊口腐败者寻花访柳的“樂土”。
败北仕宦的樂土
國民党官员在接管台灣后，也大搞“五子及第”
抗日成功后，國民党接管（那時被谑称為“劫收”）大员，伺機大举饮马投钱，搞屋子、（金）便条、（钞）票子、车子、婊子等（所谓“五子及第”），的确触目皆是。在台灣，固然不會破例。
搞“五子及第”起首是官位子。1945年10月國民党差遣至台灣的接管职员，除70军外，行政职员的人数颇有限。在台的官职一時成為美差。在這少数行政官员的顶层，因此行政主座陈仪為首的、由國民党中心钦定的一群“接管大员”。在他们四周的则是操纵各类瓜葛、凭借于他们的中、上级官员。此中有的人初来時并未担當行政官员，只是為了抢占先機，先随着70军過海峡，然后再钻营官职。好比前述陈孔达的日文翻译，即由宁波处所权势举荐，先布置在70军政治部内充當“上校”，到台后不久，便谋得台南专賣公署主任的职务，“弃军从政”去了。台省所有首要官职，百分之九十九，都為這批人及其心腹、瓜葛所占尽。當時大陆上赋闲者众。很多人、特别年青人想来台谋得一官半职，或想為规复與重修台灣作点事的，都不得其門而入，遑论被視為接收工具的台灣本地人。记得那時在台灣上层权要中粉饰的所谓本省人，只有省议集會长黄朝琴等少数人。
耐人寻味的是，另有個體商人，借助于官方瓜葛，也在规复之初赶来台灣，抢占商機。好比有位上海某商行的年青司理，也不知若何買通了枢纽關头，先“考入”70军政治部政治事情队，作為队员随军来台，不久便辞离职务，摇身一变，成為與上海一家商業公司联号的基隆某公司司理。要晓得，當時战事甫停、海上不靖，海上交通极端未便。除沪、浙、闽有少数機风帆為商業冒险来往海峡外，通航的大型船只少少；至于飞機，那是高官们专享的豪侈品。在這类环境下，能靠特别布景、搭美舰争先来台，盘踞商機，那真是占尽廉价了。
這些来自豪陆的仕宦一到台灣，在忙于接督工作的同時，尽情寻觅與享受犬马声色之樂。北投一带的温泉宾馆就成為了他们尽情享樂的去向。70军政治部主任周汉仪（少将）到台后不久，便在那邊设席款待美國驻台陆军司令荷礼上校（國民党仕宦對美军竭尽恭维阿谀之能事，在荷礼驻台短短三四個月時候里，周汉仪這個少将前后两次宴请那位上校，却不见后者还過一次礼），同時借機约请该军各師師长们“奉陪”（成果也是一二個客人，一大堆陪客）。
他们弄来一些台灣年青女子，在餐后舞會上做舞伴，还召来樂队助兴。這帮師长當美國军官在座時，还点缀斯文；一待他们退席，便個個丑态百出，各自拥着一名女子入单間浴室厮混。听说，此中有的女子今后就成為了這帮師长的“小蜜”。
周某本人则“近水楼台”，诡计摆弄“政工队”内一白晰仙颜的女队员。此事竟很快為其在大陆的嫡妻（一個跑码头船埠式的“女能人”）所得悉，后者很快便赶来驻地。接着就在那位女队员宿舍内表演鸣枪“示警”的丑剧。陈孔达的那位日文翻译官到台不久，不知怎的就勾结上一日本女子，在那女子的日式宅院内與她半公然、半機密地姘居。上梁不正下梁歪。派驻台北外围的70军某营引导员竟然跑到政治部来暗示想去有女款待的酒楼“玩玩”，政治部竟还派人作“领导”。一些初出茅庐、高中结業不久的“政工队”队员们团體上倡寮作樂。有的中下级军官公開走街串巷去寻觅妓女與暗娼。仕宦之腐蚀與军纪之坏，可见一斑。
至于屋子、汽车，经盟军轰炸得以保留下来的富丽的总督府官邸（有位记者说，在重庆数年还未曾见到過有雷同的高档官邸），由高官享用，自不待说；很多娇小玲珑的日式室第，都纷繁為高档仕宦所占用。當時台北汽油奇缺，汽车是希有的豪侈品，唯一的一些玄色轿车，通通為高官所有（好比70军政治部主任周某就具有一辆）。平凡公事员、老苍生要雇辆汽车去北投顽耍，都难如登天，由于车子、汽油都少，少数几辆出租汽车等闲不敢跑远程。至于市内大众汽车，几近名不副实。要想搭大众汽车，常常要等上近一個小時，才會有辆破旧的大众汽车盘跚而来，想要靠它准時上班，底子不成能。與之比拟，高档仕宦所乘的玄色轿车则咆哮而過，是以而感触忿忿不服的，不只是本省、也有外省的下级公事员和台灣老苍生。
干贪污的活動，天然比力隐藏，但被揭發检举的也很多。國民党政府當時在台犹如在大陆，惩处贪污案件，只打苍蝇，不打老鼠。一些“老鼠”逃出法網，大有人在。据报导，在笔者离台的昔時（1946年）8月份，國民党中心當局派了個“闽台區接管追查团”来台，一個多月的時候里，起头一阵子煞有介事，引發台胞们的但愿與惊喜，但直到次月上旬只辦了几起小贪污案，便“海不扬波”。最后拖到离台前两天，“追查团”才在舆论压力下，召開记者款待會，检举省商業局局擅长百溪和专賣局局长任维钧的两大資源回收,贪污案，声言该团“不但打苍绳，还要打老鼠”。但下文呢，也只是说将“面呈陈主座处罚，并移交法院打点”如此。
凋敝的经濟
國民党對台灣经濟履行周全垄断、“取而不予”的目标
台灣本来富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且已日渐走上工業化門路，但经日本帝國主义持久垄断、抽剥，出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打劫，经濟已趋败落。國民党的接收又是担當日人衣钵，采纳那時在大陆的那套法子，履行周全垄断、“取而不予”的目标。這无疑给本地的台省经濟落井下石。
省商業局、专賣局垄断了全省的经濟命根子。举凡烟、酒、茶叶、水泥、烧碱、樟脑、汽油和煤炭等通通受统制。听说，要向商業局買几吨樟脑之类的貨品，都很是坚苦。原日本人独有的巨细企業、工场770余处，由國民党接收為官营，但動工的据称不足百分之十。仅此一项，赋闲工人當在十余万之众。农業方面，规复后，肥料供给不足，次年又遭飓风攻击，农舍、农產品毁损不少。渔業也因渔船、鱼具的缺乏和弥補不足，出產不如往昔。
市场上商品匮乏，代价昂贵。笔者1945年11月間采辦一套黑色羽缎洋装，约需台币1000元（友人给的优惠价為800元），大要至關下级人员2個半月的工資收入。烟、酒等更贵，并且质量欠好。幸亏台灣那時不消“法币”(大陆上通用的貨泉），而用台币（听说原是金本位的），以是物价涨幅初時还不较着。一進入1946年，受大陆物价加快上涨的影响，台灣物价也節節爬升。就连台灣极為丰硕的蔗糖，因為官商勾搭、屯积居奇、运销上海等处，也不克不及免于代价之上升。出格是粮价，上升尤烈（听说在1947年头大米由每斤18元涨至57元，并且人们还担忧買不到）。一些小學老師还几個月领不到薪水（這在那時的大陆習以為常），基层公事员（外省與本省的）要把月薪的2／3花在饮食上，并且“三月不知肉味”。物產丰硕、食粮一年產出可供5年之需的台灣（曩昔日本人把它當做“取之不尽”的粮仓），在國民党接收其实不過久以后竟產生這等情景，实始料所不及。
从热忱堕入绝望
公众的热忱急速消退，乃至渐渐变化為绝望甚至對峙的情感
到台仅4個多月時候，就亲眼看到台胞對國民党政府的立场，从强烈热闹接待、满怀但愿，变化到绝望、不满甚至否决。這個变革，其水平之激烈與時候之急促，使人震動。
當初70军及陈仪一行来台時，一起上都是强烈热闹的欢送與接待。那時军队登岸固然慌乱，但台胞為规复與回归故國表达的惊喜與接待之情，仍是让人内心感触热乎呼的。
最冲動人的是：1945年10月25日，即陈仪达到的来日诰日，為接待他的莅任、庆贺台灣规复而举辦的台灣地域日本降服佩服典礼的庆贺仪式（這一天就定為“台灣规复日”）。為此，台灣全省各地市民及代表事先纷繁集中台北。是日，在举辦庆典的原日本总督府廣场上，人隐士海，锣鼓齐鸣，旗帜蔽天。印象最深的是，旗帜中有绣着龙凤的旗幡，飘着长长的飘带，像是旧時（也许是前清）保留下来的喜庆時節利用的吉利物。
台胞举着這类具备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旗子来迎接回归，更衬托了他们襟怀胸襟故國、喜庆同一之情。庆典上，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兼原台灣总督安藤利吉在降服佩服书上具名，受降主官陈仪则代表中國當局颁布發表，自本日起台灣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國邦畿。會场上登時掌声、歌声、喝彩声與说笑声汇成一片欢畅與喜悦的海洋。會场上氛围之强烈热闹與公众情感之飞腾，身临其境，不得不為台胞酷爱故國的情怀所冲動而百感交集。
简直，在规复后一個短期里，台胞曾把國民党當局的到来，看做是解放于一朝，觉得从此可重见天日。他们除在规复庆典上表示了极大热忱外，又在過后举辦全市（台北）遊行；很多家庭还张灯结彩，祭告先祖。他们还曾把“國军”看做是抗日英雄（理當说有部門國民党部队确曾浴血抗日），對之采纳佩服與友善的立场，有的密斯乃至把恋爱奉献给了個體军官。由政治部组织表演的抗日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观众老是场场爆满。如前所述，台胞们还曾掀起很大的進修國语的高潮。有记者说，那時台胞“愉快與快活的情感，诚非翰墨所能描述”。
但是，曾几什麼時候，公众的這股热忱竟急速消退，乃至渐渐变化為绝望甚至對峙的情感。短短的约莫一個季度的時候美白牙膏推薦,内，接管仕宦的贪污腐蚀、政治與待遇的不服（即便是统一品级的公事员，本省與外省人的待遇也有分歧）、军纪的废弛，市政（特别是交通）的败坏、供给的严重，最后是物价的上升與糊口的困窘，所有這一切一會儿使台胞堕入绝望的深渊。這类情感很快构成一种请求抗争的政治偏向。
因而，在省议會上举凡议员讲话進犯政府的，说到剧烈处，旁听席上的公众便报以拍手與喝采；凡被視為替當局护短的，上午台中借錢，讲话，下战书报纸上便會群起而攻之，乃至被骂得焦头烂额。公众與官兵在街上争吵與冲突的事务時有產生（此中也有日占時代饲養的台灣“遊勇”伺機兴风作浪的）。有两位台灣大學的學生曾在暗里向笔者表露，他们真想组织起来與政府举行斗争，但當時他们已發觉有國民党的军警間谍在四周监督而有些夷由與胆寒。原本，逼迫台胞的主如果少数上层显贵，成果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鱼”，台胞垂垂對所有接管仕宦、官兵甚至外省人都侧目而視了。
國民党政府在规复之初，就把在大陆的败北與暗中统治搬到了台灣。這赐與后的台灣问题带来卑劣而深远的影响。國民党當局所作所為的這段汗青，其教训是深入而發人沉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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